“中国广告起步相比国外起码晚70年。但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广告推到风口浪尖，没有也不可能给时间让中国广告平缓稳步发展。”于是，人们看到中国广告还没断奶就要学步，正在学步就要飞跑。中国广告30年时间所走的路程堪比发达国家100年的历程。时代的脚步如飞，这个寄生依附产业一直被催促裹夹着往前走，走到一个眼花缭乱的新局面。

        裴思态广告公司董事喜勇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当整个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全面转型之际，在一个低起点的基础上，中国广告以一种高速度融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

      《为广告正名》，新中国广告业恢复的第一声号角

        其实，在上个世纪2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广告事业，已经在上海繁荣异常，鳞次栉比的户外广告牌和灿若繁星的招贴画成了当年十里洋场的标志，但10年文革，所有的广告都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生意经”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直到1979年。

        1月14日，上海广告公司广告科38岁的丁允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为广告正名》的文章，称广告并非“摆噱头、吹牛皮，资本主义生意经”，公开为广告辩护。这被看成是新中国广告业恢复的第一声号角，迅即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

        曾在国家工商局广告处工作过的贾玉斌回忆说，长期的计划经济让广告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那时候，工厂产品生产完，直接拉到商店的仓库，要做广告干啥？“但丁允朋的《为广告正名》宣告了中国市场营销时代的到来。”

      “身为新中国第一家广告公司的上海广告公司，在文革期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画红色宣传画；而北京广告公司的前身北京市美术公司，在文革中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更换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经过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以及其他领导的百般努力，商业广告终于回来了，”北京广告公司的一位老同志说：“上海广告公司和北京广告公司当年就获得了广告经营权。”

        一篇1200多字的小小的文章会产生如此的影响，也出乎丁允朋的意料，谈到写作的背景，他回忆说：“国内电视在转播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时，中间休息时段的电视屏幕总是空白10分钟甚至15分钟，我认为这是巨大的浪费。为什么不用来做产品广告呢？” 　

        第一则电视广告，比美国晚了整整38年1月28日，在邓小平访美的那天15时05分，上海电视台宣布“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并播出了长为1分30秒的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参桂补酒”。这一天，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差不多1个月。

        上海市广告公司原总经理王庆元和上海电视台原广告科负责人汪志诚回忆了广告播出的台前幕后：“原来，上海广告公司负责人有个熟人想推销‘参桂养容酒’，而当时上海电视台经费来源完全依靠财政，日子十分艰难，1978年所得的日常经费比一部电影的摄制费还少。穷则思变，就有些人建议播放电视广告：这既能增加收入，把荧屏节目办得更好，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还改变了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尴尬局面。于是，电视台于1月25日向上级部门申请播出广告，没想到报告第二天就批了下来。但是这条广告的播出也几经波折”，上海电视台广告科一位退休老同志回忆道：“广告在当时堪称精美，可就在广告播出前的半分钟，主管技术的一位负责人却以‘要犯大错误’为由，阻止了技术人员。汪志诚则以领导已批准为据，极力坚持，广告终于按计划播出了。”

        这比1941年美国播出的世界第一则电视广告，晚了整整38年。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1920年，美国率先研试电视机，1936年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1940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次年，美国的电视广告就开始了，而直到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才开始试播。

        广告恢复之初，最兴奋的莫过于外国广告商

        1979年3月15日下午6点，“瑞士雷达表”这条外企商业广告在“出卖主权”的非议声中，通过上海广告公司的代理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由于时间和操作上的诸多原因，这条广告甚至是用英文解说，配以中文字幕。但它却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企商业广告之一。”上海某广告公司的一位经理告诉《小康》记者。

        瑞士雷达表中国区副总裁郑世爵回忆道：“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但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广阔。我们应用了争做市场第一人的‘第一品牌’理论，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可以用较少的资源和时间建立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同一天，《文汇报》也发出了雷达表的广告。在3天内，到上海黄浦区商场询问雷达表的竟超过了700人。

        3月20日，《工人日报》刊登了日本东芝的广告，27日刊登了精工表的广告。

         7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广告的启示》：“我们国家这么大，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包括人民生活的需要，五花八门，如果单是依靠行政手段去安排组织，不免挂一漏万；利用市场经济，作一些补充调剂，只会有好处。大有好处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国内广告界和外国广告商均把这理解为《人民日报》的表态，从此，电视广告和纸媒广告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户外广告牌在北京长安街和上海南京路上林立了，中国广告的大门终于被完全打开。

        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密切关注着中国变化：“僵化的中国，现在大大解放了”。